鸽哨下的斜阳

，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。，我照例去书店上班。推开院门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。很轻，很淡，若有若无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，四处看了看。。青砖地湿漉漉的，昨夜的露水还没干。东厢房的石榴树刚冒出嫩芽，西厢房的窗下那几盆快死的花，居然也活过来了，抽出了几片新叶。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吵得热闹。？，然后愣住了。，那棵光秃秃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老槐树，枝头上星星点点地冒出了些白色的小东西。很小，小得像米粒，但确实是白的。。
我站在树下，仰着头看了很久。那些小花苞藏在嫩绿的叶子中间，怯生生的，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。但它们确实是槐花。是父亲说过的槐花。是祖父种下的那棵槐树，在这个春天，第一次开给我的花。

“看见啦？”

周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她端着一盆衣裳，走到我身边，也仰起头看。

“这树啊，”她说，“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开。你爷爷在的时候，最喜欢坐在树下喝茶。槐花开了，他就说，桂兰啊，摘点儿下来，咱们做槐花麦饭。”

她低下头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。

“一晃，都多少年了。”

我看着那棵树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。这棵树，看着我的祖父出生，长大，变老，死去。看着我的父亲离开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如今，它看着我回来，站在这里，仰着头，看它开出的第一朵花。

一阵风吹过，树枝轻轻摇晃。有几片叶子飘落下来，落在我的肩上，落在周婶的盆里。

“今年开得早。”周婶说，“往年到四月才开。今年三月就开了，是个好兆头。”

她看着我，笑了笑：“孩子，你运气好。”

韩晓燕是在那个星期六回来的。

那天气温突然升高了，热得不像三月，倒像五月。我下班回来，一进院门就看见她蹲在槐树下，手里拿着本书，正仰着头往上看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我走过去。

她转过头，脸微微有些红：“看槐花。今年开得真早。”

她在北大读历史系，每周六回来，周日晚上回学校。这半年下来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——她回来，给我带本书，跟我聊几句学校的事，然后各回各屋。

但今天，她好像有什么心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我。

我接过来一看，是《北京日报》的稿费单，上面写着：韩晓燕同志，您的稿件《棉花胡同的槐花》已刊用，稿费八元。

“你写的？”我有些惊讶。

她点点头，脸更红了：“写的咱们胡同，还有……还有这棵槐树。”

我打开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，找到她说的那篇文章。不大，豆腐块那么大，但题目很显眼——《棉花胡同的槐花》。

我站在槐树下，把那篇文章读完了。

她写的是胡同的春天。写墙头的石榴，写门墩的石鼓，写傍晚的鸽哨，写夜里偶尔传来的叫卖声。但写得最多的，是这棵槐树。她写它如何在这个春天开出第一朵花，写它的影子如何洒满院子，写它看着多少孩子长大，多少老人离去。

最后一段，她是这么写的：

“那棵槐树已经一百多岁了。它见过清朝的顶戴，见过**的长衫，见过**第一次插上城门楼。它见过这个院子里所有的悲欢离合，却从来不说话。只是每年春天，静静地开一树白花，像是把那些被遗忘的故事，都开成了花，让风带给远方。”

我读完，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她的眼睛亮亮的，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神采。

“写得好。”我说。

她低下头，轻轻笑了。

这时，西厢房的门开了。老**的那个胖女人端着一盆水出来，哗地泼在院里。她看见我们俩站在树下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哼了一声，转身进去了。

韩晓燕的脸又红了。

“她就这样，”我低声说，“别理她。”

她摇摇头：“她也不容易。她儿子……”

她没说下去，但我懂。

老**的儿子叫***，今年二十一，比我还小两岁。去年因为偷厂里的木材，被判了三年。这事儿院里人都知道，但没人提。老**的女人那么厉害，说到底，也是被逼的。

“你心好。”我说。

她看着我，忽然问：“你恨他们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这院里的人。占着你家房子的人。”

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不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指着那棵槐树：“它等了一百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我等几年，算什么。”

她笑了，那笑容像槐花一样，淡淡的，却很好看。

孙干部的春天，是从一封电报开始的。

那是四月里的一个傍晚，我刚下班回来，就看见他站在院里，手里攥着一张纸，脸上有种说不清的表情。

“孙干部，怎么了？”

他把那张纸递给我。

电报是从河北老家发来的，只有几个字：“母病重，速归。”

“我得回去一趟。”他说，“明天一早走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该回去。老人要紧。”

他看着我，犹豫了一下：“院里的事，你多盯着点。房管局那边，我打过招呼了，有什么事找老孙——就是我们科里的老孙。”

我说好。

他又说：“老**那边，你少惹。那女人嘴上厉害，心里苦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转身要走，又回过头来：“韩家那丫头，是好孩子。你……你多照顾着点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他已经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

那天晚上，月亮很好。我坐在槐树下，想着孙干部的话。他为什么要我照顾韩晓燕？她是大学生，将来前途无量，我能照顾她什么？

正想着，周婶端着一碗粥过来，递给我。

“孙干部走了？”

“明天走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：“他那人，也不容易。老婆孩子在老家，一年见不了几回。**身体不好，他惦记着呢。”

我喝着粥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：“周婶，孙干部的媳妇，怎么不搬来北京？”

周婶摇摇头：“没房啊。他一个人住正房那一间，老婆孩子来了，住哪儿？”

我沉默了。

是啊，没房。这北京城，多少人家，就卡在这个“房”字上。

槐花开了。

那几天，整个院子都被那股淡淡的香气包围着。推开院门，香气就扑过来；躺在床上，香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；就连吃饭的时候，都能闻见那股甜丝丝的味道。

周婶说，该做槐花麦饭了。

她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在竹竿头上绑了个铁钩子。站在槐树下，举着竹竿，把那些开得正盛的槐花一串一串地勾下来。我在下面接着，不一会儿就接了一篮子。

韩晓燕从屋里跑出来，也帮着接。她弟弟韩晓军也跟着凑热闹，在树下跑来跑去，接那些飘落的花瓣。

老**的两个孩子站在西厢房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。

韩晓燕看见了，冲他们招招手：“来呀，一起来！”

那两个孩子看看他们妈。老**的女人站在门口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也没说不让。两个孩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跑过来了。

院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几个孩子在树下笑着叫着，争着接那些飘落的槐花。老韩站在东厢房门口，看着他们，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。

周婶把勾下来的槐花倒在盆里，用水洗干净，拌上面粉，撒上盐，放进蒸笼里蒸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就飘出一股特别的香味——那是槐花和面粉混在一起的味道，甜丝丝的，又带着点清香。

“槐花麦饭，”周婶说，“你爷爷最爱吃这个。”

蒸好的槐花麦饭盛在碗里，白里透着绿，绿里透着白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周婶给每家都送了一碗——老韩家，老**，后院的老王家，老刘家，还有孙干部那屋（虽然他不在）。

老**的女人接过那碗麦饭，愣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端着碗进去了。

韩晓燕端着碗，坐在槐树下，小口小口地吃着。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她脸上，晃动着细碎的光斑。

“好吃吗？”我问。

她点点头，眼睛弯成两个月牙：“好吃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座院子，也许真的***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争吵声吵醒了。

是西厢房那边传来的。老**的女人在骂人，骂得很凶，声音尖利得像刀子。我赶紧起来，披上衣服跑出去。

院里已经站了几个人。老韩站在东厢房门口，皱着眉头。周婶站在月亮门边，脸上带着担忧。老刘家的两口子也出来了，站在北屋廊子下，往这边看。

老**的女人站在西厢房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封信，脸涨得通红。她面前站着个年轻男人，背对着我，看不清是谁。

“你还有脸回来？！”她吼着，“你丢人现眼还不够？！”

那年轻男人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我忽然反应过来——那是她儿子，***。

他不是判了三年吗？怎么出来了？

周婶悄悄拉了我一下，低声说：“提前释放的。表现好，减了半年。”

我点点头，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老**的女人还在骂，骂得越来越难听。***始终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他妹妹站在门口，眼泪汪汪的，又不敢上前。

忽然，那女人举起手，狠狠地扇了儿子一巴掌。

啪的一声，全院都听见了。

***捂着脸，还是没吭声。

院里静得出奇，只有风吹过槐树的声音。

这时，老韩家的门开了。韩晓燕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粥。她走到***面前，把粥递给他。

“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”

***抬起头，看着她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他接过碗，低下头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老**的女人愣住了。她看着韩晓燕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进了屋，砰地关上了门。

那一刻，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。

那天下午，我坐在槐树下看书。其实是看不进去的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都是上午那一幕。

***后来回屋了，一直没出来。他妹妹也进去了，门关得紧紧的。院里安静得有些异常，连孩子们都不出来玩了。

韩晓燕端着一杯水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我摇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他其实不坏。”

我看着院子里，没说话。

“他偷木材，是为了给**看病。”她轻声说，“**那几年身体不好，老住院，**工资低，不够花。他就……就动了歪心思。”

我转过头看着她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奶奶说的。”她低下头，“我奶奶跟**是老姐妹，以前老在一块儿聊天。**心里苦，就跟奶奶说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他是做错了，”韩晓燕说，“但也不能全怪他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着西厢房那扇紧闭的门。

“这个院里的人，谁都不容易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西厢房的门开了。***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个空碗。他走到我们面前，把碗递给韩晓燕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
韩晓燕接过碗，笑了笑：“不客气。”

他站在那里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不知该怎么说。最后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转身回了屋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，他其实也还是个孩子。才二十一岁，就背上了那么多东西。

周末，韩晓燕又带回来一本书。

这回不是图书馆借的，是她从一个旧书摊上淘来的。书很旧，封面都掉了，书页也黄得发脆。但里面有一页，让她激动得不行。

“你看！”她把书翻到某一页，递到我面前。

那是一张老照片。黑白的，模糊不清，但还能看出大概。照片上是几个人站在一座宅门前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门楼上挂着块匾，隐约能看见几个字。

我凑近看，那匾上写的是：“张宅”。

“这是……”我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“这是咱们院！”她的眼睛亮得发光，“你看这影壁，看这门墩，看这墙上的砖——就是咱们院！”

我再看那张照片，心怦怦跳起来。

照片上的人，是谁？

最中间坐着一个老人，穿着长衫，留着长须，神态安详。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像是刚留洋回来的样子。再旁边是一个妇人，抱着个孩子，微微笑着。

“这个老人，”韩晓燕指着那个穿长衫的，“会不会是你曾祖父？”

我盯着那张模糊的脸，心跳得更厉害了。

“这本书，”我的声音有些抖，“是什么书？”

她翻到封面——虽然封面没了，但扉页上还有字：《北京旧影·**卷》，一九八零年出版。

“刚出的新书。”她说，“我昨天在琉璃厂看见的，就买了。”

我看着那张照片，看着那些素不相识却血脉相连的人，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他们站在这里，站在这座院门前，站在这棵槐树下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？五十年？六十年？

他们知不知道，多年以后，会有一个年轻人，站在同一个地方，看着他们的照片？

一阵风吹过，槐花飘落下来，落在照片上，落在我的手背上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那棵老槐树。它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像是在跟我说什么。

***回来的第三天，老**的男人也回来了。

他叫李长友，在木材厂上班，常年在外头跑。我见过他几回，都是匆匆来匆匆走，话不多，人看着老实。

这次回来，他没急着走。每天一早起来，就蹲在院里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他女人还是那副厉害样子，见人就吼，但吼的对象变了——不吼别人了，就吼他。

“你倒是说句话啊！”她站在院里，叉着腰，“你儿子回来了，你不管？”

李长友蹲在那儿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“你个窝囊废！”她气得发抖，“就知道抽烟抽烟，家里的事你管过吗？”

李长友还是不说话，只是把烟头按灭在地上，又点了一根。

***从屋里出来，看着**，看着**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又进去了。

院里的人各忙各的，假装没看见。但我知道，每个人都竖着耳朵听。

那天晚上，我听见西厢房传来哭声。不是骂声，是哭声。是一个女人压抑的、断断续续的哭声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长友走了。他走的时候，***站在院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。李长友走到胡同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消失在拐角。

***站在那里，站了很久。

韩晓燕从院里出来，看见他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该说什么。最后，她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去上学了。

那天傍晚，我坐在槐树下看书，***忽然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

我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他也沉默着，坐在那儿，看着院子发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忽然开口：“你是这院子的主人？”

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想了想说：“我爷爷是。”

他点点头，又沉默了。

“那天的粥，”他说，“替我谢谢韩晓燕。”

我说：“你自已谢吧。她就在那儿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怎么谢。”

我看着他的侧脸。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脸上却已经有了沧桑的痕迹。眼窝深陷，嘴角紧抿着，像是总在防备什么。

“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我问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找工作。”

“好找吗？”

他又沉默了。答案很明显——不好找。一个刚出狱的人，谁会要他？

“要不，”我说，“去我们书店问问？我们那儿正招人呢。”

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问问看。不保证能成。”

他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但我知道，他在心里记下了。

四月过半，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

夜里不用盖厚被子了，窗户也可以开一条缝，让风吹进来。躺在床上，能闻见槐花的香味，能听见院里各种细微的声音——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野猫在墙头走动的脚步声，偶尔传来的一声咳嗽，还有远处火车的汽笛声，呜——悠长而苍凉。

有时候睡不着，我就起来，在院里走走。

月光很亮，把院子照得如同白昼。那棵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，枝枝丫丫的，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。我站在树下，仰头看着那些白花，它们在月光下闪着微微的光，像是挂满了一树的星星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韩晓燕也站在院里。

她穿着件薄薄的毛衣，抱着胳膊，仰头看着那棵树。月光照在她脸上，把她的轮廓勾勒得分外清晰。

“睡不着？”我走过去。

她点点头：“想事情。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想以后。”

“以后？”

“我快毕业了。”她轻声说，“还有一年。毕业以后，去哪儿，干什么，都不知道。”

我看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她忽然转过头，看着我：“你呢？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想了想，指着那棵树：“先把这院子要回来。然后，把它修好。”

“修好了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……”我笑了笑，“以后再说吧。”
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光。那光在月光下闪动着，像是两颗星星落在了她眼里。

第二天，我去书店问了经理。

经理姓赵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人不错。我把***的情况跟他说了，没隐瞒——蹲过监狱的事儿，瞒也瞒不住。

赵经理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人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话不多，看着老实。”

他又问：“干的什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偷木材。给**看病。”

他点点头，想了想：“让他来试试吧。先从搬运工干起，一天三块钱。要是干得好，再转正式。”

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***。他听了，半天没说话。最后，他低下头，声音有些哑：“谢谢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他拎着一瓶酒，敲开了周婶家的门。

我正在周婶家吃饭，看见他进来，愣了一下。他走到桌前，把酒放下，看着我，又看看周婶，嘴唇动了动，说：“我……我想敬你们一杯。”

周婶笑了，站起来去拿碗。我倒上酒，三个人坐在那张小桌旁，默默地喝了一杯。

他没说多少话，但我知道，这一杯酒，比多少话都重。

四月末的一天，孙干部回来了。

他瘦了一圈，眼睛红红的，一看就是没睡好。我问他老**怎么样，他摇摇头，没说话。我知道，情况不好。

但他带回来一个消息。

“局里批了。”他说，“咱们院是试点，第一批房源下来了。”

院里的人都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。孙干部摆摆手，让大家安静。

“房源不多，就三处。”他说，“都在南城，远是远了点，但房子是新的。”

他拿出一张纸，念了那三处房源的位置——一个在右安门，一个在永定门外，还有一个在丰台。确实远，但对于那些盼着搬家的人来说，远不是问题，有房子就行。

“谁先搬？”有人问。

孙干部看了看那张纸，又看了看院里的人，说：“自愿报名。”

院里一下子安静了。

谁愿意第一个搬？搬了，就离开这住了十几二十年的地方，离开这些老邻居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

老韩第一个开口：“我们家……再看看。”

老刘家两口子对视一眼，也没吭声。

后院的老王家，那瘫痪的老头躺在床上，他儿子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他家的情况，搬不了——老人那个样子，哪儿都不方便。

老**的女人站在西厢房门口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儿子刚找到工作，刚有点起色，这时候搬家，合适吗？

周婶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孙干部，忽然开口：“我搬。”
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“周婶，你……”

她摆摆手，笑了笑：“我老婆子一个，在哪儿不是住？这院子，该还给人家孩子了。”

她指着我，眼眶有些红：“他爷爷临终前托付过我，我得对得起人家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她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那天晚上，我去周婶家。

她正在收拾东西，把那些用了半辈子的家当一样一样地往包袱里放。相框、搪瓷缸、用了十几年的菜刀、补了又补的床单……每一样东西，都像是有生命的，被她轻轻地拿起来，看一看，摸一摸，然后放进去。

“周婶。”我站在门口。

她回过头，笑了：“进来吧。”

我走进去，坐在那张我睡过好几夜的临时铺上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孩子，”她头也不回地说，“别难受。我早就想好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她转过身，看着我：“我在这个院里住了三十年。三十年，够久了。你爷爷在的时候，我就住在这儿；你爷爷走了，我还住在这儿；如今你回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她的眼眶有些红，但嘴角带着笑。

“这院子，本来就该是你家的。我多住了这些年，已经是赚的了。”

我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，想说点什么，喉咙却像被堵住了。

她拍拍我的手：“别这样。我搬走了，又不是不来了。以后我想这院子了，就回来看看，看看这棵槐树，看看你们。”

她指着窗外那棵槐树，月光下，满树的白花像雪一样。

“明年槐花开的时候，我还来，你给我做槐花麦饭。”

我点点头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下来。

周婶要走的消息，第二天就在院里传开了。

老韩家第一个来帮忙。韩晓燕和她弟弟帮着收拾东西，老韩把那些重的家当一样一样往外搬。老刘家的两口子也来了，帮着捆包袱，装车。

老**的女人站在西厢房门口，看着这边，脸上表情复杂。***走过去，问要不要帮忙，**一把拉住他，没让他去。

但过了一会儿，她自已过来了。

她站在周婶面前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周婶，这些年……对不住了。”

周婶看着她，笑了：“说什么呢。咱们一个院住了这些年，都是缘分。”

那女人低下头，眼圈有些红。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塞到周婶手里。

“这是我自个儿腌的咸菜，您带着路上吃。”

周婶接过布包，点点头：“好，好。”

后院的老王家，那瘫痪的老头躺在床上，让他儿子送来一包点心。老刘家送来两个搪瓷盆，说是新的，没用过。

孙干部从单位借来一辆三轮车，帮着把东西拉走。

东西不多，一辆三轮车就装完了。周婶坐在车上，回头看着这座院子，看着那棵槐树，看着站在院里的每一个人。

“都回去吧。”她挥挥手，“我走了。”

三轮车慢慢地驶出胡同，消失在拐角处。

我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那个方向，站了很久。

韩晓燕走到我身边，轻轻说：“她还会回来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但我知道，周婶走了，这个院子，就再也不一样了。

周婶搬走后的第三天，槐花开到了最盛的时候。

满树的白花，密密匝匝的，把整个树冠都盖住了。风一吹，花瓣就飘落下来，像下雪一样，落在青砖地上，落在屋顶上，落在每个人的肩上。

我站在树下，仰着头看。

韩晓燕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

“真好看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她忽然问：“你说，这棵树，看了多少年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一百多年吧。”

“一百多年。”她轻轻重复着，“它见过多少事，多少人啊。”

我看着她，忽然问：“你毕业后，打算干什么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想研究北京。研究这些胡同，这些院子，这些树。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着那满树的白花。

“这棵树的故事，我想写。这座院子的故事，我想写。这里每一个人的故事，我都想写。”

我看着她，她的眼睛亮亮的，映着那些飘落的槐花。

一阵风吹过，更多的花瓣飘落下来。有几片落在她的头发上，白白的，像是雪花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槐花开的时节，满院子都是香的。”

是的，满院子都是香的。那香气甜丝丝的，淡淡的，像这春天的呼吸，像这座院子的呼吸，像这座城市的呼吸。

远处传来鸽哨声，忽远忽近，若有若无。

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这一年，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。

这一年，槐花如雪。